拿到拆迁款，又迅速返贫的人
城镇化率已突破65%，近10年，中西部城市发展尤其迅猛，很多近郊居民一夜暴富，搭上时代红利的晚班车。
缺乏掌控财富的心智与能力，这些新富的幸运儿没能吸取东部城市拆迁暴富群体的前车之鉴，在欲望的鼓噪下，被不可靠的投资、赌博以及毒品掏空。
因房暴富之后
早晨6点，西安市区天刚透出些许蒙蒙的光，侯季安就出发了。他把攒了一周的纸壳和废品装上三轮车，准备拉到临近的村子去卖。他不想等到7点。侯季安怕，那时候上学、上班的人们陆续起床出门，他拉着废品在路上容易遇到熟人。他觉得有些害臊。
邻里间，侯季安捡破烂这件事不是秘密。但捡废品时，他还是偷偷摸摸地专挑半夜、凌晨等人少的时候出门。隐入暗暗夜色之中，他感到一种随时能藏起来的安全感。
最多的时候，侯季安账上有200多万元现金。这对世代在西安城郊的乡村务农为生的侯家来说，是一笔天降巨款。
和村里很多人一样，侯季安是因房致富。2011年夏天，侯季安人到中年赶上了县城最早的扩建红利。生养他的村庄位于西安城区郊外，当时，全村约1700亩土地被完全征收。全部的村民户籍也由农户转为了非农业户口。而后，随着西安市拆迁改造规划正式启动，村里人陆陆续续地离开世代耕作的土地，从这一辈结束了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传统。到2012年年底，全村99%的村民撤离了这片土地，在等待搬进回迁小区之前，到外部居住过渡。
侯季安一家得到5套回迁房，200多万元现金也是那时作为赔偿款打到了他的账上。那时，西安的房价每平方米五六千元。
因房暴富，村民们的生活快速驶向富裕。
在真正抵达富裕之前，很多村民已经提前适应起即将到来的安逸。村民孙莉莉记得，拆迁款下来之前，村里很多人虽然还没拿到钱，脖子上已经戴好了大金链子。村里抽烟的人，烟的档次也从2元一盒的猴王变成了尊贵身份象征的中华牌香烟。还有一些年轻人，头一天还在上班，第二天就见人辞职了，去车行提奔驰车。这样的年轻人当时在村里不少，当然，用的是上面发的补贴款。
为了尚未落袋的拆迁款，村里的人们忙碌了起来。
刘明说，当年他的婚姻，是赶着拆迁仓促而成的。2009年，他刚高校毕业，距离法定结婚年龄还差4个月。村里传开了要征地拆迁的消息，应届毕业的刘明还没开始找工作，就忙着张罗相亲结婚了。
最多的时候，他一天参加了6场相亲，见了6个姑娘。刘明回忆，他后来和妻子结婚时两人从认识到领证，前后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对方那时候家里需要钱，觉得刘明人也不错，知道他家要拆迁，也就很快答应了。
刘明对这桩婚事也很满意。妻子看着顺眼，她的家里人不错，第一次妻子去家里见家长，后来的岳父拉着他跟他保证，自己的女儿不会好吃懒做，如果女儿不务正业、乱花钱，就让刘明跟他说，他来收拾女儿。刘明说：就觉得这家人老实。
赶在拆迁正式开始前，刘明领了结婚证，往家中的户口本上添了一口人。2011年村里拆迁，刘明家原本的小二层住房和几亩农业土地，换回了每人80多平方米的安置房分配面积，和每人20多万元的“人头费”。此外，其它建筑的赔偿和安置、过渡等费用，合起来额外又多了小几十万。
如今，刘明37岁。他时常感慨自己在婚姻上很幸运。“村里那时候都着急结婚，现在其他当时赶着结婚的夫妻，也离得差不多了。”说这话时，刘明坐在居委会办公室里，看着桌子上堆积的几份离婚判决书不住摇头，刚把哭诉的二婶送走，楼下的大爷就又敲门进来了：“娃，村上给我的证明开好了吗？这个弄好，她之后就再也不会回来要钱了吧？”
他的办公室还在村庄旧址上。一抬眼，窗外已不是旧时的模样。2009年之前，这里全是村庄的样子。村头立着牌匾，写着村名。进了村，大都是自建平房，也有若干多层小楼，家家户户几乎都有小院子。每户人家都有几亩薄田，人们过着简单的生活，没多少人梦想着一夜暴富，也没多少人听说过妻离子散。
城市化来得太突然了，这里太快被拆掉，又太快成为了城市社区的一部分。村民摇身一变成为了市民，外面的壳子换了，但内里又没换。这种急速的生活转换，催发了新的愿望，人们却难以掌握新生活的技巧。
如今，从回迁小区的围墙外看，这里和城市里多见的普通大型社区没有什么不同。围墙里，高楼林立，绿地不多。白天，小区里都是老人，人们聚在一起，打牌、下棋、唠嗑。
大家真正抵达了因房致富的富裕之中，一些看不见的事物，比如观念，还停留在旧时，久久走不出村中时光。比如，大家依然不习惯把村委会喊作“居委会”，依然不懂为什么要收物业费和垃圾费。
在这个回迁房小区里，住惯了院子的人，对于高层筒子楼里的生活很不习惯。刘明的老父亲，睡不惯刘明为他专门买的席梦思，坚持把大床拆了，在房间里按在村里时的习惯盘了一个大炕。楼里不可能烧火搭煤炉子，土炕也失去了保暖的功能，但刘明的父亲倔强地说，在炕上睡踏实，否则睡不着。“总不能不让我种地，还不让我睡炕吧。”
孙莉莉对于小区里杂乱无章的绿化带有些无奈。十几年前，她家门口院子4平米的土地上，夏天种黄瓜，冬天栽蒜苗，扬上一把菜籽，用不了两个周，就会密密麻麻冒出青翠翠的嫩芽，苦苣，菠菜，上海青，香菜。覆上薄薄的一层塑料膜，什么时候去都有最新鲜的菜苗可以掐，吃都吃不完。
哪像现在，叫不上名字的绿叶叶装满了整个小区的绿化带，“没啥好看的，土大也没人收拾，还不如全拔了种菜，能吃还能看。”孙莉莉说，住进楼房多年，她依然不解小区里为何要铺设大面积的绿化带，它们因无人打理而杂乱无章地生长着。
迷茫的拆二代们
拿到赔偿款后，20多岁的李磊辞去了在汽修厂的工作，沉溺在钞票创造的夜夜笙歌之中。
他成日和附近的“拆二代”混在一起，天天泡吧、喝酒。夜店一晚“就消费好几万，点的都是最贵的888、皇家礼炮”，李磊说。他记忆中，纵情声色的时光十分绚烂，大家轮流请客，轮番开销，日子确实潇洒。
本来，李磊计划着，吃吃喝喝就算了。他的父母也觉得，吃能吃去多少，由他造吧。这个家在贫穷中浮沉多辈，如今终于过上了新生活，享受几天也没错。
不曾预想，天天在那些地方混，李磊又不懂得低调，兜里有点钱就嚣张起来，天天吹嘘家里有多少钱。一来二往，有心之人盯上了李磊。没过多久，黄赌毒他全染上了。
因为赌博，李磊家拆迁赔付的近200万元现金，几乎拱手让给了赌场。刘明回忆那之后的李磊，“整天看着人不人鬼不鬼的。”那时候李磊结婚不久，老婆也跑了。到2017年整村回迁，李磊家里连装修的钱都掏不出来。好在，他们靠卖了一套拆迁房，简单装修了剩余3套房子，住上了人。
到如今，李磊35岁了，多年放纵喝酒的潇洒日子让他的肚子形成了一个略显夸张的弧度。见面那天，兴许是为了表达尊重，李磊的头发上明显上了一些发蜡，只是可能因为没有控制住量，有的地方已经泛起了白絮。
问到最近在忙什么，李磊翘着二郎腿，嘴巴的烟一根接着一根，“跟俺伙计弄了个项目，搞直播电商。”但往细处问，他露出明显的局促和慌张：“小生意，小生意，不挣钱。”刘明则说李磊：“你听他胡吹。什么直播，一天直播间都不超过5个人，就是混吃等死呢。”
赌与毒，是很多拆迁户返贫的最大祸首。
“这俩东西是真花钱，真上瘾，跟无底洞一样。”刘明无奈地说。他想起自己的表弟。小时候挺乖一娃，话也不爱说，戴个眼镜，看着文气得不行。家里人都说光看那白净的长相，慈眉善目的，以后铁定有出息。
确定拆迁后不到一年，刘明的这个表弟就被“有心人”盯上了。他被带着沾染了“哈哈”，吸得不见人形。1米83的个子体重只剩80多斤，以前没啥血色的脸，现在更没血色了。后来，他因为携带被抓，坐了7年牢，打官司又从家里掏了几十万。刘明感慨，表弟一家的拆迁款，就被毒品这一样掏空了：“他和媳妇结婚才3年，进去时候娃刚生，等出来，娃都要小学毕业了，至于婚，当然离了。”
村里类似李磊和刘明表弟的人并不少，刘明想了想自己彼时同村一起上过小学的同学，“满打满算30来个，20多个都混得不咋样，反正我们那届没几个在外面混出眉目的。”
刘明想不通，以前在村里，大家上市场买个菜为几毛钱的零头都能跟人在街道上大吵大闹砍半小时价，怎么一旦染上了赌博和毒瘾，几十上百万就可以这么随便扔出去了呢？当然，刘明也清楚，有些人虽然不是自己主动入了赌局，但被盯住的“肥羊”又哪能辨别出什么是陷阱，什么是好意。
拆迁款下来后，村里人舍不得分开，都会集中租住在附近其他的小区或城中村里，而一堆人的集聚也引发了别人的猜测和打听，一个地方猛一下有了很多新鲜面孔，“麻将馆、地下赌场、开老虎机的，自然闻着味就都来了。”有的老板更夸张，会直接腆着脸请村里人去自己开的赌场里玩，话术也好听“你们辛苦了大半辈子，享受生活的时候到了。到我那娱乐娱乐，吃喝免费还有专车接送，保证你们玩个痛快。”
“一般刚开始玩，也会让你赢几把，感受一下快乐，但一旦上瘾了，那也就是鱼该上钩了。”刘明回忆着他见过的那些寻着村民们找上来的赌场。赌场都是专门做的局，哪是村民们想赢就能赢的。村里人哪懂这些，说白了，钱来得太容易了，所以不心疼，都变成数字了。越输越红眼，越红眼越输更多。“财富和智商不匹配。”刘明感慨。
受不了挑逗和诱惑的，坚持不了多久就会下场，而一旦上了头，便再也很难从牌桌上靠着自己的意志力下来了。
输光了口袋里的钱也不要紧。人家知道你是拆迁户，还有房，那就按手印让办抵押贷款。赌场楼下就是钱庄，想提几万就提几万，也不过就是签个字按指头印的事。
尽管已经输得急红眼了，也有老父亲拄着拐棍跑到赌场哭闹下跪，劝儿子戒赌的，但总想着赢钱补仓回本的人哪能听得下这种劝。还有一家人，刘明回忆：“过年除夕，讨债的进了家门，把家里老太太硬生生气死了。哎，不能多说不能多说，真是造孽。” 刘明感慨。
村里人现在评价本村年轻人的用词已经从最早时候的年轻有为，变成了“乖”一字概括，问到具体“乖”的维度，也无外乎，“人家那个娃娃不胡成精（陕西方言，比喻不务正业），不乱花钱，不出去黄赌毒，最起码有班上。”
村里的年轻人结婚后，很多根本不愿住在安置区，要去更好的商品楼、有品质的好小区住。加上近几年对于学区医疗地段的炒作，很多拆迁户也倾向于购买商品房，这也将很多家庭的存款消耗殆尽。
过往，有些人家靠出租安置房挣钱。在当地，这样的房子租金价格约2000元，出租3套房产生的6000元，远远达不到支撑每户6到7口人日常生活开支所需。
在刘明看来，突然暴富带来的安逸和闲适，让村里的年轻人失去了奋斗意识。“村里多的是不思进取和坐吃山空的人”，刘明回忆。
孙莉莉有点难过，“不是我说，我们这种村子，基本没一个有出息的娃们。”尽管孙莉莉说得有些绝对化，但认真盘算起村里得知拆迁后还能好好上学的孩子，“确实是刨不出来一个，别说考上一本大学，就是二本都简直都是祖上冒青烟的程度了。”
孙莉莉如今的心思全操在了自己刚上初二的孙子身上，“他爸是指望不上了，就看我们家这个还能不能给咱念下书，真的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孙莉莉羡慕的人，是小区外围那对租了铺子卖快餐的四川夫妇。“一天就靠卖盒饭，硬生生供给了两个大学生，那么小的店面，满打满算不到15平米，一天来来往往的都是人，娃在那种情况下不仅帮他爸妈干活，还能不受影响学习。”
这种艳羡，会在想到自己家孩子的时候，偶尔冒出来。“哎，净跟村里不三不四的娃们胡混，成天说要发大财，今个投资加油站，明个说要搞自媒体，但只见光找各种理由问我要钱，从来没见往回拿过的。” 孙莉莉不明白，明明只要安分过日子，不想着天下掉馅饼的好事，原本凭借这些拆迁款加上出租房屋的租金，“怎么都能养活起家，但咋就逼的都出去捡破烂了呢？”
孙莉莉也不知道要怪谁，失去土地的人们，无所事事成了最大的事，凑在一起除了打麻将就是打麻将，“打麻将打得不管娃并不是啥新鲜事，村里的人都这样，没有办法不受影响的啊。”
被投资掏空的家庭
从手握百万现金加几套房产，到只能通过捡破烂来补贴家用，侯季安坦言，“不过短短4年。”如今，侯季安已经成了年逾70的老人，但是再回忆十年前的日子，侯季安还是会觉得“像梦一样，总觉得不是真的。”
拆迁前，侯季安是村里的“能行”人，勤勤恳恳干活。他在南方打过工，见识过大城市，又懂得多，人也活络，虽然没一猛子挣上大钱，但也算是个小生意人，日子过得红火，谁见了都得称赞一番，遇到难事了其他人还会专门去找侯季安打听打听，让侯季安帮忙出个主意。
侯季安的生意梦，栽在了融资的陷阱里。拆迁后，侯季安像换了个人。他天天喊着理财，惦念着让钱生钱。
他说，靠着银行的那点子利息，永远都过不到“上层人”的生活。刘明现在还记得那时候侯季安说：“上天给了我们发财的机会，我们就得抓住，坚决不能让机会从我们手里溜走，当守财奴的都是大傻子。”
他记得，拆迁搬离的公告出来没多久，原本安静的乡村就迎来了从未有过的热闹。
最热烈的话题，则无非是有关如何花钱，比如未来如何盘算，做什么投资。大家七嘴八舌，讨论着各种金融地产和理财的话题。人们憧憬着补偿拿到手后怎么让钱继续生钱。
刘明有点恍惚起来。以前嘴里都是东家长李家短的陈芝麻烂谷子，或是小麦玉米苹果价格涨幅情况。随着补偿款到账，一夜间，邻里都像是怀揣几百万投资款的大老板，聊的尽是未来，理财、智能、科技、大项目。
2015年，西安联合学院的非法集资事件引发了全国轰动，据彼时新闻报道，有约130亿元牵扯其中，集资参与的人数也有10万余人，该事件也在2015年被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列为“地方大事件”。
侯季安的钱，包括村里很多人当时拿到的拆迁款的钱，都进入了联合学院的口袋，据侯季安回忆，早年，联合学院就已经开始在西安及周边各地设立办事处招募业务员，借助社会力量向民间集资，年利息10%—20%不等，用来开发学院投资的一系列实体项目，包括彼时一个大型养老院和急救中心。
现在提起，侯季安对于当时的宣传话术都充满向往，“大巴车把我们一车一车的人拉到学校去考察，走访，有专家领导做汇报，还送我们好多的礼品，每个月，人家业务员恭恭敬敬地就把利息送到家里来了，那么大的阵仗，那么多的人，怎么能是假的呢，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过去近10年，侯季安还是无法接受这样的失败和沉重现实。“把我家，把我们村的人都坑惨了。”他说。
侯季安提到被骗的不止他一个。“我们村至少搭进去了一亿，全是让骗走了，再也没了。”为了获得远超银行利息的收益，侯季安不仅投入了全部身家，还从亲友处借了很多现金，加起来300多万元。
侯季安一家分到了5套回迁房。这场投资伤筋破骨，以至于回迁之后，他不得不在房子到手之后，火速低价处理掉了其中4套，一家7口人挤在一套三居室里。
回忆起拆迁这些年的经历，村民孙莉莉眼神中透露着深深的无奈，她举起一只手，开始算账，村里的人拿到赔偿款后，“3成觉得自己苦了一辈子，这下好不容易混出头有钱花了，可得好好享受一下；3成的觉得自己得钱生钱，好好投资做个生意，圆一下老板梦；2成觉得有钱了，得找个好项目理财投资赚个利息；2成觉得这钱还是稳稳存着吧，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可不能赔光了。”
等2017年，四散各地过渡的村民们在安置房小区重逢，孙莉莉发现“最后只有两成的人守住了手里的钱。”
因为借钱消磨掉的人情，更难以启齿。多年不联系的亲戚，都会突然冒出来说自己手头紧，想借钱周转。孙莉莉说：“别人觉得你的钱就是大风刮来的。”再一再二，再三再四，借了不还的也多了去。问要，有的村民还会被反问“给兄弟帮点忙怎么了”，被指责有钱就瞧不起人，赖账。不借也会被骂没有良心。因为钱反目成仇不来往的很多，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这里是既新又旧的地方，乡村习惯和城市生活交织在一起，难舍难分。失去了土地的人就像是离家出走的孩子，回来却再也找不见熟悉的家。
问题逐渐显现，批量的离婚是，住惯了院子住不惯筒子是，邻里之间的情谊在多年间的消耗而被瓦解的分崩离析也是，包括因为借钱还钱弄得不愉快而反目成仇的更是比比皆是……那笔曾经的财富真的像梦一样 ，留存在了很多人心里，又消失在了很多人心里。
天色渐暗，侯季安又骑上三轮车，准备去小区附近捡破烂了。KTV、洗脚店、台球厅一家接着一家闪亮起LED的招牌。这些年围绕着安置房陆续建起的商场和小餐厅连成片地开业，夏天的烧烤摊、冬天的火锅店整晚冒着热气，大有将这里的夜空描成白昼的架势。年轻人浑浑噩噩地从麻将馆出来，转身又进了按摩房。
暗暗月色接纳了侯季安。
他已经66岁，工地不要，年纪大了，没什么工作能应聘得上，招日结工的一查他的身份证，60多岁的老人家了，也不同意雇他。无处将劳动力兑现，拆迁款被掏空，捡破烂给了一点儿收入。
被骗的候季安，如今带着遗憾跟全家人一起挤在仅有的一套房子里。
感受过短暂暴富的儿子儿媳一家，不愿意老实本分找个工作好好赚钱养家糊口。太辛苦的工作不想干，要技能知识水平的又都不会，不是早上起不来，就是嫌老板态度不好，转来转去还是决定回家躺平。一等到村里集体门面分红的几千块下来，就拿出去再挥霍。
侯季安觉得，目前的生活，成天就是为了补贴娃娃们的家，“没有明天”。
村里，很多年老的人们守着如今朝不保夕的生活惶惶不可终日。刘明眼见着，也只能感慨，拆迁款带来的潇洒日子，短暂停留后骤然消失。黄赌毒、投资掏空了一些家庭，另一些拆迁时争当壮年的老年人，拆迁把他们的孩子养老了，而在陕西这个普通的村庄，很多老人想着补贴、照顾后代，70多岁了都忙着劳作挣钱。
如今，村里老一辈出门找保洁保安工作打工的人也已经越来越多，大家放下了面子，也失去了里子。受各种因素影响，村里的房子空置率越来越高，村里一些原本想靠吃老本出租的钱养活自家的村民，在经过孩子娶妻生子，养儿育女，外面买商品房之后，积蓄也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有时候，刘明也会怀念曾经没拆迁之前的岁月，他想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房子分到了，钱也拿到了，但家却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本文来自：真实故事计划，作者：李思婷，编辑：温丽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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